为庆祝家里的这件大喜事，1月23日晚上，洪家没开伙做饭。

趁着高兴劲儿，洪禄承和王蕴琳宣布要带大家下馆子，直接把晚餐定在了王府井的“民族饭庄”，去吃涮羊肉。

所谓“民族饭庄”，其实就是京城家喻户晓的老字号“顺东来”。

这家一直位于“东安市场”京城的清真菜馆儿，开业于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3年）。

刚开始时，“东安市场”只是“神机营”荒废的三十亩练兵场。“顺东来”也只是卖黄土的丁子清在这里开的一家粥铺。

直到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丁子清从当时以经营涮羊肉名满京城的“正阳楼饭庄”，挖来了红案师傅郑春荣，又在原地盖起了三间青砖灰瓦的铺面房。“顺东来”这才改名为“顺东来羊肉馆”，经营爆、烤、涮羊肉。

虽然郑师傅有一手可以把一斤羊肉切成四寸长，一寸宽，薄如纸张八十片的功夫，让羊肉馆生意很兴隆。

可由于20世纪之初京城中回民有着穷苦人多的特点，“教门”中的商贾又有秉承教义，做公益，“写乜帖”的讲究。“顺东来”并没有就此变成只招待阔主顾的高门槛。

（注：乜帖Niyah，“教门”用语。阿拉伯语音译，原意为“心愿”、“举意”。指“教门”信徒在礼拜、封斋、施舍、朝觐宰牲、设宴待客、举行纪念亡者仪式前，从内心发出或口头表达的意愿。有些地区“教门”信徒专指各种原因的施舍和对宗教的捐赠。）

它不但经营利润高的饮食，原来物美价廉的中低档食品也没放弃。还照样招待过去那些不太体面的老主顾、穷哥们儿。

后来随着业务不断发展，羊肉馆的生意蒸蒸日上。到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的时候，“顺东来”已经扩建为三层楼的规模。彻底超越了日渐没落的“正阳楼”，成为京城首屈一指以经营涮羊肉为特色的大菜馆。

解放之后，“顺东来”也一直深受共和国领导人们的喜爱和好评。总理、陈老总、伟人都在这里宴请过不少外国领导人。

1966年底，由于“东安市场”面临改造。“顺东来”便迁至“新侨饭店”营业，并因“运动”中的改名风潮更名为“民族餐厅”。

直至1969年新楼落成，“东安市场”变成了“东风市场”，“顺东来”才又迁回原址营业，店名则再次改为了“民族饭庄”。

而今天洪家人集体光顾之时，其实正是“民族饭庄”职工最多，营业面积最大的时候。

它虽然仍为三层楼房，但却已经达到了2700平米。

一二三层各有一个供百人进餐的大众化餐厅。一楼设小吃部，供应奶油炸糕、奶酪、芝麻烧饼和各类甜食。二楼设有九个单间雅座。三楼有两个高级宴会厅。

不用说，以洪家人喜静的性子和不爱招摇的做派，以及刚获得摘帽，怀揣一笔巨额财富还有点惴惴不安的心理。那一定是希望在二楼雅间里就餐了。

领导人专用？

那到不怕，洪衍武有经验，两盒好烟一递，一盒前堂，一盒后厨就全解决了。

不过他这小动作可没瞒过他老子。洪禄承看见了可是连嘬牙花子带摇头的。

洪衍武看在眼里，本以为他爸爸又看他不顺眼了，却没想到小心翼翼地一过问才知道，洪禄承原来不是冲他，而且感叹如今餐饮业的服务差劲。

洪禄承嘴里直念叨，“过去饭庄子讲究三宝。厨工、跑堂和茶房。除了厨师手艺要好，跑堂的服务周到和茶房的知礼懂礼也是一样的重要。我记得公私合营以后还不这样呢？现在怎么想要个合适点的座儿，还得贿赂堂倌儿呢？这是他们的本分啊？”

其实老爷子这么想并不奇怪，主要是因为干饭庄子就是洪家的老本行，这些毛病在旁人眼里不算什么，在他眼里可就是比天还大的事儿了。

何况他也是太久没下馆子了。洪家一直穷得很，这么多年，也就是上次寿敬方招待完颜允泰的那顿烤鸭子，他才作陪了一次。说白了，就是缺乏对社会环境正确认识，与时代有点脱节了。

洪衍武当然明白这一点。他也挺会说，几句话就把“铁饭碗”和“计划经济”的毛病给他爸爸解释清楚了。

末了还说呢，“您是做老了生意的，这就是垄断经营、囤货居奇呗，不奇怪！这年头，干好干坏一个样。您不给点好处，谁给您尽心办事啊？不过您也甭急，慢慢看。单田芳不都说了么？天下分久必合，合就必分。什么都是周而复始的。我相信，不正常的事儿早晚变回来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