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是从综合国力，还是军事实力上来看，汉匈大体相差并不大——汉立不过数十年，匈奴同样，刚在东胡、月氏的尸体上崛起不久。

真要说起来，比起稳定的农耕文明，更加脆弱的游牧文明更贫弱才对。

但玩过棋牌类游戏的人都知道，有一种关系叫作‘克制’。

如今汉匈军事实力对比，就处于这种关系——战斗力相差不多，但属性单方面克制！

面对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匈奴大军，汉室笨重的步兵和战车集群，几乎毫无获胜的可能。

从小半个月之前，匈奴使团跨过长城那一刻起，刘弘地大多数时间，就都花在了召集长安的功勋将领，推演可能发生的汉匈战役上。

推演的结果非常不乐观——按将军们最乐观的估计，汉室在面对匈奴时能取得的最大优势，也只不过是‘重兵设伏，全歼某一支落单的匈奴骑兵小队，缴获马匹’！

而最悲观的结果，则是西起陇右，及至上、代、云中、燕赵乃至极东的右北平，一整条长城防线都陷于血战；汉室版图中，黄河以北的大半疆域全面进入战时状态，国家几乎所有的资源，都将用于这次防御战当中。

比起如此庞大的投入，汉室能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却少的可怜：匈奴人屁股底下骑着的马，以及不确定会不会有的随军牛羊辎重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原本的历史上，汉初自白登之围直到武帝派兵出塞，这长达数十年中奉行的和亲政策，算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——与其花费整个国家的财富、国力，去打一场注定没有好处的仗，还不如拿一些物资喂饱匈奴人，好安心种田。

没错，屈辱、憋屈——刘弘原本也是这么认为的。

在刘弘原本的设想中，冒顿年老将亡、老上尚未上位，匈奴处于政权交接期的这几年，应该就是汉室最好的战略时机——错过这次，就很有可能得等到二十余年后，老上亡故，军臣那个呆瓜上位，将匈奴的主要战略从南攻汉室改为西进中亚。

但前段时间发生的另一件事，却改变了刘弘的认知，决定重新制定对外战略。

——在匈奴使团刚越过云中，连代国国土都还没踏上的时候，代王刘恒便派母舅薄昭入京，呈上奏疏。

奏疏大体内容，与刘弘预测的一样：刘恒大概是在王太后薄氏指点后，对移封梁国之事感恩戴德，甚至称‘得以移封睢阳，不敢奢求复得代地’。

虽然刘恒这句‘不敢奢望一门两王’，其性质与后世那句‘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’差不多，但也能在某种意义上，表明刘恒关于移封为梁王之事表示‘伏唯陛下圣裁。

真正出乎刘弘意料的是，除了那份疏奏之外，代王太后薄氏单独以自己的名义，托薄昭带了一句口信：若有必要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代王一脉可以付出任何代价！

当时乍一听这句话，刘弘可谓一头雾水；直到几天后，才总算想明白代王一家子，能为汉室做什么贡献。

——陛见过后，薄昭闭门不出，丝毫没有往来于长安高门的架势；待等一支自代地前来的队伍赶到长安之后，薄昭将一位少女安置在了代王府，旋即径直折回代地。

探知那位少女的身份之后，刘弘满是感怀：薄太后，终归是在吕后身边待过的女人啊···

——那位被送来长安，并被薄昭隐晦表示‘可做和亲之用’的女子，正是景帝长姊，馆陶主，文帝长公主：刘嫖！

刘弘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，自己的到来，居然让这位名垂青史的女强人，沦落到被用于和亲嫁王匈奴的境况！

而这，也是改变刘弘对汉匈战略关系的认知，决定重新规划对匈战略的主要原因——匈奴使团离长安还有上千里远时，历史上的文帝太后薄氏，就已经笃定汉室会选择和亲了！

这就像一把游戏刚开始，连兵线都还没出，敌方瑞兹露出一个‘faker’的id，四个队友就纷纷表示挂机15！

但凡和亲的概率低于百分之百，薄太后都不可能在如今，代王一门身处政治孤立的大环境下，做出‘提前送宗室女’这种出头的举措！

薄太后依旧这么做了，只能证明两件事——第一：在宗室和皇帝二者的选择之间，薄太后毅然决然的投身皇帝刘弘的阵营！

第二···

便是这次汉匈外交的最终结局，几乎注定会以汉室送宗室女和亲，并以‘陪嫁’的名义许诺金银财物，祈求和平为句话···

饶是两世活了将近四十年，自认早已心智成熟，深讳权衡利弊之道的刘弘，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也是本能的感到愤怒——屈辱！

毫无掩饰，毋庸置疑的屈辱！

但在冷静下来之后，刘弘结合后世储备的知识量，并查阅了石渠阁收藏的档案，方才认识到：如今的汉匈战略格局，根本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乐观···

从石渠阁的档案当中，刘弘得到的最重要的几点信息，使得刘弘放弃了‘三年之内发动一次对外战役，达成战略优势’的打算。

——十六年前的白登之围，乃刘邦足足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御驾亲征；而在石渠阁的档案中，汉室常备野战部队的损失高达五成！

也就是说，刘邦那句‘轻率三十二万大军’，实际上和灌婴前段时间，率‘八万大军’前往荥阳，防备齐王大军是一个性质——刘邦出长安时，实际上只带了北军两万常备士卒，并在发兵前往韩国的途中，一路吸收游侠乡勇，最终才扩建成战员达三十二万人的庞大部队。

——若是以当时汉室物资储备估算的话，刘弘甚至十分怀疑：那三十二万人中，负责押送物资、军械、粮草的民夫，究竟会不会低于二十万！

白登之围之所以形成，正是刘邦轻敌，带着先锋队伍孤军深入，与后续步兵集群拉的太远；而刘邦率领的‘车骑先锋’，正是汉室第一代的北军武卒！

所以，在后世历史上‘仅仅死伤数百，冻伤、冻残、冻死近万’的白登之围，实际上让汉室最精锐的禁军——北军，失去了至少一半的生员。

自那之后，汉室便再也没有动过主动与匈奴开战的心思；即便是刘邦驾崩之后，匈奴单于冒顿以国书羞辱吕后，刚烈如吕后，也是选择以财物祈求和平。

历史上著名的‘哙可斩也！’之典故，便出于彼时——对于冒顿的侮辱，舞阳侯樊哙倍感屈辱，遂勃然大怒，提议亲自率大军十万，与匈奴决战！

樊哙这种‘宁死不屈’的品质，放在后世任何一个朝代，且不论能否成行，樊哙起码能落得个‘雄武’的名声；但在处于古典*****余晖的汉初，樊哙的刚烈，却只换来了季布一句‘哙可斩也’。

难道是汉室尚武之风不够浓厚？亦或是季布与樊哙有私仇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