并且天下太平了，没有计划生育遏制，人口必然会呈指数上升；而布匹的产量冲破天去，也不过是每个娴熟的妇女忙活半个月，也才能织出来一匹。

更何况麻布的原材料：苎麻，是需要种植，占据耕地面积的！

所以，无论天下人口是多是少，在机械化纺织没有出现之前，布匹的产量，会永远维持在‘恰好无法满足需求’的微妙点。

因此，布匹才会如同被人为操控般，诡异的维持一个定价；老百姓也习惯每一尺粗麻布，都卖十一钱的价格。

基于此，布匹才能成为封建时代的等价物。

甚至于在战乱时期，亦或是偏远一些的地方，布匹的公信力，会比铜钱还要高，仅次于黄金！

对此，刘弘自然不是抱着欣赏的态度看待的——刘弘的策划中，农业发展是未来第一个要做的事；而随着农业水平的稳步提升，纺织业必然会被动的得到发展。

布匹的产量，也会随着制造工艺的发展而提高；总有一天，布匹‘供不应求’的局面会被打破。

当布匹不再能充当稳定的金融本位参考时，国家的经济秩序就将变的脆弱无比；随便一个小道消息，或是天灾、人祸，都很有可能摧毁金融秩序，让天下回到以物易物的远古时代。

所以，刘弘需要在现在就开始筹谋策划，为布匹寻找一个替代物，来充当金融等价参考物，为金融秩序插上一根定海神针。

在绝大多数封建王朝，乃至于后世的近现代，充当等价物的，都是贵重金属。

如战国到两汉的铜，之后的银，以及永远不会贬值的黄金。

刘弘也只能从汉室具有的贵重金属里，选择数量足够多的铜。

这或许很奇怪：汉室的钱币，本来就是以铜为材质，难道不足以充当货币，或是等价参照物吗？

原本，是可以的。

但是自从原主的爷爷——汉太祖高皇帝刘邦，一拍脑袋推行了三铢钱之后，铜钱的公信力，就已经被打击的体无完肤。

——就如同方才，布店掌柜所说的那样，八铢钱一枚，就是‘八钱’，掌柜之所以认可一枚八铢钱指‘八钱’，是因为八铢钱，确确实实有八铢那么重！

八铢钱，就是八铢重的铜！

虽然实际上可能含有杂质，但至少能保证有一半以上的铜含量。

那刘邦发行的三铢钱，为什么不能被市场所认可，甚至将汉室金融秩序搅了个七八烂，甚至到了皇帝都找不到八匹同样颜色的马，丞相都只能坐牛车上朝呢？

因为刘邦规定：一枚三铢钱的购买力，等同于当时流行的秦半两钱！

而秦半两钱，有足足十二铢重！

更让人无语的是，刘邦发行的三铢钱，别说一半的铜含量了，一眼扫过去，都看不出来是枚铜钱——铜，哪有银白色的？

分明就是铅！

撇开成色不说，刘邦说三铢重的钱，具有十二铢的面值，百姓又不敢违抗，怎么办呢？

简单，原本卖一钱的东西，现在卖四钱就好了。

这样，就不会有损失了。

就这样，汉室天下一夜之间通货膨胀四倍！而铜，则在一夜之间，贬值为原来的四分之一。

深感铜不值钱的百姓，都慌忙的将手里的铜钱撒入市场，以换回更保值得布、粮、牲畜等物资，以避免财产贬值。

几天之后，市面上除了刘邦的三铢钱以外，就再也没有任何货物流通了···

而私底下，百姓也不愿意将手中的布匹、粮食等硬通货，换成泛着银白色光泽的铅制三铢钱；就这样，在周室开始出现，并在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货币制度，在时隔四百年之后，被远古时期的‘以物易物’所取代。

刘邦死后，吕后临朝执政，深感国家贫弱，便对金融秩序进行了一次校正——废黜钱三铢，行钱八铢。

相较于重量三铢，面值十二铢的三铢钱，八铢钱的出现，无疑更容易为市场所接受；吕后也没有耍流氓——八铢钱的面值就是八铢，重量决定面值。

但是，为了给刘邦擦屁股，吕后只能无奈的加上一条补充条例——只要没有完全断裂，上面的铭文还能看清，并且不完全是铅制的钱币，都具备与重量相应的面值；如果拒收，就要罚金四两。

通俗来讲就是：国家不再铸造三铢钱，三铢钱也不再具有十二铢的面值，但已经存在的三铢钱，依旧具备三铢的面值。

这就使得，汉室的货币市场迟迟不能统一，市场上充斥的吕后八铢钱，高帝三铢钱，秦半两钱；甚至是更遥远的战国刀币，也依旧流传于市场。

在历史上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武帝一朝，随着成色足，重量达标，且没有‘附加’面值的五铢钱出现之后，汉室货币才被统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