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对当时封闭的国人而言，通常的理解就是一部带颜色的电影。

正因为如此，它在共和国引起的社会影响不仅远超《追捕》，甚至超过了它在本土放映的效果。可以说饱受争议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许多人认为他对青少年的心灵有荼毒作用，建议封禁影片。最后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对影片的许多镜头，又做了剪辑处理才得以重新上映。

这应该就是我国喜欢剪辑外来电影的习惯由来。

但实际上更多的人骂归骂，同时却又抱有极大的“批判热情”，怀揣考验自我的“革命目的”，而欣然购票入场。

这种心态，用一句相声里的台词儿就是，“我得看看到底有多腐化，多堕落！”

于是乎一块钱不嫌多，两块钱乐意看，三块钱都心甘情愿，只要有票，有票！

说真的，有这“双响炮”，京城的电影票房还从没这么火爆过，一票难求是常态。

完全可以预见，这个月电影票方面又会是创造出一个收入的新高度。至少一月顶俩月，洪衍武到手的利润得按翻倍算。

因此，尽管明知话剧《于无声处》11月16日在京公演，同样是个捞钱的机会。洪衍武却只出于本能地动了动念头，就直接放弃了。

他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。钱多了他还发愁怎么花出去呢，白惹这个麻烦干嘛！

其次再说说倒腾指标的买卖的事儿，同样也有一个大大的惊喜。

而给洪衍武带来这个惊喜的人让他也比较意外，居然是“二头”。

不得不说这小子在票务方面真的很有天份，他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，也善于动脑子。

自从跟着“糖心儿”卖货以来，“二头”见所有的家电里，就数电视机买的最火。而且发觉现在根本就是有钱无货，他就自己琢磨上了。

照他的想法，哪儿都能没电视机票，那生产电视机的工厂还能没有吗？

于是他私下里就按自己的想法试巴了一下。

当时，京城本土生产的电视机有两个品牌，一个是“牡丹”，一个就是“昆仑”。

生产“昆仑”的是一家老厂，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77号，叫做“东风电视机厂。”距离王府井很近。

“二头”打听到厂址之后，特意赶在下班时间连续跑了好几天，在门口跟工人们搭讪。

等请吃请喝交了几个小哥们之后，没想到摸到手的情况，非常乐观。

因为当时，市面上所有紧俏商品，就唯有发放电视机购买凭证是没有明确规定，全是由生产厂家与一些单位或个人的关系决定。

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不同单位在公家的层面上以权谋私，彼此之间互通有无，用自己的产品来互相交换，美其名曰“为内部谋福利”。

既然电视机厂有着如此的便利条件，自然不能免俗。

从各位厂领导手里，随随便便批出去的电视机票，那简直多不胜数。根本就是光明正大的事儿。

另外，俗话说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。肥水总得先浇了自己的田，才能匀给外人。

那么电视机厂内部，他们自己的工人当然也会轮流分配到电视机票。

由于各种渠道还厂的旧电视机或样品，也都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内部分配。为此厂办还分门别类制作了许多种票子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只是由于当时的分配方法比较僵硬死板，基本上是硬性一刀切，赶上什么是什么，一点不考虑人们的不同情况。

比较尴尬的实际问题，是这些票往往并不那么符合工人们的心里要求。

像有的人家里已经有电视了，却分到一张，等于没用。

像有的人虽然家里没有，也想买电视，却还没攒够足够的钱。

还有更多的人对到手的票种不满意。想买新的，来了张旧的。想买便宜的，来了张贵的。想买十二寸的，来了个九寸的。

而遇到这些情况，工人们除了自己私下里调节一下，就只有继续等了。

结果是许多人不得不把这些票子几乎无偿地转赠他人，多数是淹没在了亲友圈里。有不少票子，甚至就是白白地浪费了。

洪衍武多么精明的主儿？响鼓不用重捶敲，这一听就动心了，他立刻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一片还无人触及的蓝海。

现在的问题关键，就是能弄到多少票。只要票够，那可比“出国人员服务部”里面的利，还要大呢。